幼教虐童案件中网络舆论失衡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中国各地教育机构失信状况日益严重,尤以幼儿园虐童事件引发网友广泛讨论,并在常常出现网络舆论失衡问题。故此,本文以具有舆情发散代表性的携程亲子园事件为例,通过对微博平台携程亲子园事件媒体报道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探讨幼教虐童案件中网络舆论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对媒体在幼教虐童案中的角色进行反思。

  现今,我国己进入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变革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国家发展和国民素质水平持续提升,公众对于青年儿童教育的关注持续提升。人人皆媒体的时代已经到来,第三方监管体系的缺失和信息核实的高成本现状,也使得网络事件接连反转。在各项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到孩子,母亲,老师等一系列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冲突事件尤其引发民众关注,虐待儿童,骚扰学生相关事件层出不穷。幼教类冲突事件一经媒体披露,往往能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引发全体公众的广泛关注。在众多虐童案件中,尤以携程亲子园影响较大且微博文章引领网络舆论现象明显,故本文将以携程亲子园事件为例,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各方文本及网民文本背后的话语逻辑,以及公众表达过程中存在的非理性所带来的舆论失衡现象,探讨虐童案件背后的舆情运作机制以及舆论引导对策。

  一般来讲,舆论场上存在官方、主流媒体、民间三类舆论主体,三个主体在不同的传播渠道表达意见建议,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舆论场。 而在携程亲子园事件中,相比以往西安“喂药门”事件中传统官方媒体占据报道主导位置的情况,民间舆论场在此次报道中地位以及重要性逐步上升。 同时,伴随着公众个人媒介主体意识的上升,以及公众的情感偏向,公众更偏好于相信民间舆论。与官方对幼儿园虐童事件的情况说明通常是自上而下的传达不同,民间对于事件的看法认知往往是由下而上,形成与官方舆论背离的不同声音。此外,媒体也重视到了民间舆论的重大力量,看到了民间舆论的说服力,开始更多以民间观点引导新闻报道。

  携程亲子园事件中,除了案件当事人,背后还牵涉到许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涉及到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社交媒体上就形成了不同的舆论。普通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大都是代入了受害者家属的情感,而携程相关利益主体则更多的是从企业发展方面来考量。同时,携程亲子园事件中还存在舆论引导力缺失的问题。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网民不断地接受与被接受与案件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虐童案件中被扭曲放大的现象不但作为眼球经济的产物,更极大地引发了受众的“集体焦虑”。事件在经过发酵之后,用户的焦虑愈来愈大,最终众多由于焦虑心理、同情心理等造成的认知偏差促使舆论行为聚集,成为舆论爆发及失衡的重要力量。

  在携程亲子园事件中,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在事件的分析报道中俨然成为了意见领袖。从信息源发布事件开始,借助微博交互化的信息传递方式,事件相关利益主体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受众。“意见领袖”作为网络事件传播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分析事件的意义及其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来号召更多的人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携程亲子园事件中这种引导作用也愈加明显。一旦“意见领袖”对于舆论事件的主观性批判与社会或者大部分网友心理价值趋向出现一致性时,就会被认可和接受。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并非人人都完全了解携程亲子园的全部事实,公众却在所谓的“意见领袖”带动下,举着公平正义的旗帜,跨越平台对涉事主体进行批判,以此弥补自我的心理落差。

  在携程亲子园事件中,有许多网友盲目相信自己所获取的信息,而对政府或者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以及政府采取的措施持续质疑。社交网络的普及让无数的事件营销、借势营销一次次地引爆舆论热点。携程亲子园事件在网上引起网友热议,通过网络传播环境中,用户建构了自己的信息茧房。 长期生活在茧房中的用户,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容易产生盲目自信的心理,此外,网友身份的隐匿性,责任的模糊性,使得网民个体责任意识下降。这也导致了网民在对热点事件进行讨论、发表意见时自我归束能力降低。在接受或者表达观点的同时,受到责任分散的心理影响,一旦舆论被掀起,持相同观点的人便会迅速加入其中,以获取群体的认可,成为其中隐秘而有力的一分子,获得群体归属感。

  从携程亲子园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面对网络舆论失衡问题,我们应该同时把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放在一起考虑。在面对热点事件发酵时,要正确看待民间舆论场的繁荣,证实舆论场的主要言论观点,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也要积极接纳以自媒体为平台的民间舆论,打通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两个舆论场。在舆论热点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要实现新媒体传统媒体结合处理的方式,重视新媒体平台在网络舆论事件中的导向作用,不仅利用新媒体平台正面回应,而且还应利用广播电视、期刊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发声,实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融合共通。当然,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关键在于官方媒体,官方媒体应该积极向新媒体靠拢,尊重新媒体的话语表达,实现两个舆论场共通正向发展。

  解决网络舆论中失衡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往往注重主流媒体这一环节,而在事件发酵过程中,舆论形成的主体、客体、强烈 程度、持续时间等诸要素中,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往往被忽视。虽然许多公众平台是为了促进有效沟通的,但商业利益导向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开展网民媒介素养的教育显得至关重要。而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热点事件中网民的参与度逐渐上升,甚至演变为舆论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网民媒介素养提高迫在眉睫。但在提高网民媒体素养的进程中,不能仅依靠网民自身的约束学习,还应充分调动媒体、学校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度,让更多的媒体和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制定必要的约束制度和规制措施,共建清朗的网络传播环境。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改变了普通民众的对话发声方式,也给官方政府机构带来了考验。互联网作为将社会关系紧密聚合的场域,民众情绪很容易聚合,群体极化现象加剧。一方面是因为信息爆炸时代,新闻资讯迅速发散和民众注意力的分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稍落后的制度政策保障,底层民众缺乏有效渠道与政府对抗,促成两个舆论场的分裂。因此,解决舆论失衡问题,需要官方机构改变传播策略,实现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相互补充促进,完善相应制度,这也是幼教虐童事件发展的轨迹及官方策略中印证出的有效方式。

  2、雷跃捷,李汇群.媒体融合时代舆论引导方式变革的新动向——基于微信朋友圈转发“人贩子一律死刑”言论引发的舆情分析[J].新闻记者,2015(8):54-59.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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